二是立法程序中的责任使命和政治智慧等因素，以及由此决定的对社会关系规律尊重和反映的程度。
语用学就其本义而言，一般是指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它强调对话语研究的情境性，即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与使用语言。人权实现形式通常可以理解为人权观念、人权文本的形成及其转化为人权实践的过程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与手段。
统治者是自己的先祖，是百年之前的同一家族的家长。1982年《宪法》设立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较为详细地列举了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由于人权本身的抽象性，使得不同国家的人权保障基于国情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状况。[10]这样，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看似是历史渊源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则成为了各国政治立场的宣示。正是因为人权的流行，使人权这一语汇具有了太多的意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均是各有主张。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当人类迷失于光怪陆离的喧嚣城市时，重返古代自然理念审视人类对人权早期的希冀，不难发现人类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身的信念，其中即包括对人权观念的改造。[2]参见廖美珍：《语用学和法学——合作原则在立法交际中的应用》，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首先：目标相不相同？人与人的目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当一个常常吃不饱的饿汉看到大腹便便的胖子减肥是不是也要跟着减肥呢？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任何制度都有成本，也有收益，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区别在于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赞同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他们认为： 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对于城里人来说，买了既不好看也不能逗你开心的猫，不管这个猫是美国的还是德国的，也是买错了猫。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能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的某个国家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作为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任何理论上的弱者都可以以特色来将强者拒斥于万里之外。中国法学界普遍不理解制度的实效性，而是将制度当作科学，殊不知制度是求效的，科学是求真的，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真假，完成主体的目标才是它的使命。
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实效主义新猫论是一种新的改革哲学。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即以书本上的个别词句代替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肯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教条化。教条主义适用于主体差别不大和社会稳定时期，每个人都千篇一律，每种情况都照搬不误，教条主义不需要思考，节约智力成本。
第一章 制度方法论 制度是人们制定的用来解决人自身问题的规则，制度是人的和为人服务的，制度不是神的和用来膜拜的。我们在强调制度的自主性时不能走到仅仅自信的极端，我们在强调制度的可借鉴时也不能走到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所以，制度的普适性基本上不存在，我们当然需要学习研究别的国家成功的制度设计，但我们要非常清楚，所有的制度借鉴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正调适，制度的移植是思想的懒汉才会提出的方法，国情不同绝不是挡箭牌，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说就是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实效标准要求我们要有自主性，不仅仅需要自信，也需要他信。
我们认为，在价值观上强调自己的独特性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因为鞋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外界很难做出评价，自己可能会强作欢颜。
对于农村老太太来说，买了不会抓老鼠的猫，不管这个猫多么好看，都是买错了猫，因为她的目标是抓老鼠。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
最后是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不太自信，所以不敢讲出来。例如目标都是健美身材，一个人是胖子，另一个人是瘦子，前者需要减肥，后者则需要增肥。当我们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深入宪政的历史和理论长河，就可以理解立宪党导制的魅力之所在。制度犹如衣服，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能评价好坏。毛泽东的话尽管不雅，但是对于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一记重锤，可悲的是还是有不少专家学者仍然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狗屎不如的教条却不自知。在上帝和魔鬼面前，制度是无效的。
实效主义立足于现实，从现在起步。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衣服合体论想说明的是，仅仅自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他信。几乎所有中国人认为这是普遍准则，很多中国思想家，包括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大腕们都想将孔子的这句话作为国粹推广到全世界。
不管中国猫外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教条主义是将他人成功的经验用于自己或者将过去成功的经验用于现在。
柯华庆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党导政分：化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死结》、《党导法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党导法治呼唤党导法规体系》和《党导立宪制为什么可行》等文章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导立宪制。立宪党导制就是在宪法中明确人民主权，规范一党的领导，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有机统一在宪法中，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政体制。唯一真正的解放，是个人的解放。邓小平英明地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范对于扬善抑恶都是必要的。因为城里人去市场买猫不是用来抓老鼠的，而是用来做宠物的。
完全相同起点、目标和约束条件的两个人或者国家几乎不存在，就是相似的也不多。立宪党导制的基本要求有：一个全民性的先进党领导，宪法与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并存的双层民主、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和党导法规三法一体的法治结构，一党领导三权分立的政体结构。
君主立宪制和民主立宪制是中国学界约定俗成的术语，所以在探讨这一理论之初我们提出党导立宪制与其对应。我不欲的为什么不能施予别人呢？只不过我假定了别人的欲求与我的欲求相同罢了。
我们可以设想各种可能的制度通过实证科学规律来预测其后果，我们比较各种制度在起点和约束条件下的后果与我们所向往的目标的接近性，从中选择合理的制度加以实施，在实践中检验其实际效果，实效是检验制度好坏的最终标准。君主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人民，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可以是党也可以是人民，我们所提出的党导立宪制的制宪主体是人民。现在的制度设计通常将所有人同等看待，因而所设计出来的制度太简单化，实际效果比较差。我们不妨将两种猫放在一起就成为了实效主义新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
为什么我们没有或不能公开讲出来？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首先，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名字。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出来以后人们就以为所有问题都需要交给自由的市场去解决，这些人似乎不知道原初计划经济的提出正是要克服自由市场的弊端。
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都是宪法下的政治，区别在于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分别是君主制、党导制和民主制。如果别人的欲求与我的欲求不同就可以成为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基础。
在制度设计中，有两类极端的思维，一类认为制度是万能的，另一类认为人是万能的。立宪党导制是基于中国宪政的实践提出的，然而，通过后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立宪党导制是一种普遍性的宪治体制，是与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它不是中国独有的，它可以适用于和中国类似国情的国家。
